摘要：公元1361年，朱元璋的军队攻破陈汉政权都城江州，并给其改了一个颇具古风的名称——九江府，自此，“九江”一词便专称江西北部这座港城。江西九江，这既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重要商埠；又是高僧名士、文人墨客的人文胜地。长期以来，这座城市尽管综合实...
公元1361年，朱元璋的军队攻破陈汉政权都城江州，并给其改了一个颇具古风的名称——九江府，自此，“九江”一词便专称江西北部这座港城。江西九江，这既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重要商埠；又是高僧名士、文人墨客的人文胜地。长期以来，这座城市尽管综合实力并不显赫，却得益于匡庐奇秀、江湖雄奇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但九江城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却一向少有人知。
当秦代最早以“九江”这一古名称郡时，九江郡范围极大，包含江西全省，其郡治位于安徽寿春；直至西汉豫章郡的建立，江西地区有了较为稳固的行政区划，由于江西被群山环绕的地缘环境，西汉豫章郡与今江西辖境几乎重合。豫章郡最初含18县，即“江西十八古县”，其中柴桑县位于今九江柴桑区，现一般将此作为九江建城之始，自然，柴桑从此也成为九江颇具古风的称呼之一。
西汉时的豫章郡几乎于今江西版图重合
浪井，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市区城北长江边，据传为西汉大将灌婴开凿
同在西汉，今天九江人更认同的“寻阳”一称也已出现，但却并非位于九江。公元前164年，寻阳县建立（当时长江的一条小支流叫寻水，寻阳即寻水北面），属庐江郡，县城位于今日湖北黄梅西南；至晋代（304年），浔阳和柴桑县合并为寻阳郡，之后江北划归蕲春，寻阳县城迁入江南鹤问寨(今九江赛城湖地界)。
行政区划上的变动还属后话，属地上县治的建立，证明王朝在此地已有了初步的据点。两汉时期柴桑已发展成一个重要的码头城市和水运基地，三国时期柴桑一议，天下三分，可谓声名鹊起。但总体来说，由于当时南方经济相对北方的极为落后，九江地区自然也无多少人文积累，九江的人文故事，还要从东晋说起：
九江烟水亭，传说曾为周瑜点将台
东晋时期，中原鼎沸，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他们移居的主要目的地是在南北交界处的江淮地区，这批流民集团成为南方政权的重要力量，著名的“北府兵”便出于此。当时仍属边缘的江西地区受到移民的冲击并不大，然而江西最北部且交通便利的寻阳例外，成为江西地区唯一的北方移民移居地。
当时江西地区发展程度远逊于江东，寻阳吸引的北方移民也多以出身次等士族或庶族的中下层文士为主，这却使得一种独特的人文风貌兴起：由于寻阳远离政治中心中心，环境安稳，加之山水秀丽，外来底层士子与本地豪族相互结交，诸多文人隐士在此寄情田园山水，他们疏离于上层社会，耿介孤傲，归隐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和精神氛围，也给后世的中华文明留下深刻影响。
“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寻阳记》
这种文化的巅峰莫过于陶渊明。据说，北方流民将中原坞堡形式的村镇移植于此，给予九江本地人深刻印象，九江本土作家陶渊明以此为灵感，结合浔阳风物与湘楚一带的武陵传说，著成《桃花源记》，构造出千年以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国。
宗教文化同样传入九江， 寻阳秀丽的山水吸引大量信士来此寻觅净土，筑舍修行。以高僧慧远为始，佛教传入九江并迅速发展，九江一度成为江西佛教中心并延续至今，1983年公布的江西4所的汉传佛教重点寺庙中，九江竟占其3（东林寺、能仁寺、永修真如寺）；南朝著名道士陆修静在庐山传道7年，编纂了中国最早的道教丛书。
虎溪三笑图，讲述高僧慧远、名流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虎溪大笑而别的故事，这反映出东晋时期九江地区多种文化和谐包容，共同发展
这一时期给九江构筑了极为特殊的人文底色，东晋南朝时期，在九江地区一共出现六个安置北方移民的侨郡：西阳、新蔡、安丰、松滋、弘农、太原。北方移民给九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带来巨大冲击，至今九江方言仍为江西境内唯一规模较大的北方官话，便是这批移民留下的北方底色。这种赣淮交汇的城市基因使得九江开放包容的气质遗存至今，高安商人带来的的豆豉、浙江移民引进的柑橘、回民后裔研制的桂花茶饼仍为九江名品。
东晋可谓九江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此时尽管九江发展程度不高，但却因天时地利，文化上得到极大发展且给后世留下深远影响。或许也正是因此，九江人对 “浔阳”一词一直有极高的文化归属感，尽管此地名自唐以来便已经不作为九江的正式行政区划名。
隋唐一统后，随着京杭运河的开通，长江水运地位提高，而九江自然成为重要贸易节点。这一时期对于九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城市的搬迁，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由于不断的水患，位于鹤问宅（今九江赛城湖），自东晋一直延续至隋的旧浔阳城被迫废弃，寻阳城开始东迁至今天的九江老城，而“寻阳”也开始称做“浔阳”。
上世纪80年代，寻阳城遗址被发现，并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宋元时期，中国的封建经济迅猛发展，由于运输量的增大，官方甚至需要专门在江州设置转搬仓、转运司等衙门，管理盐茶粮木的转运。
“况浔阳，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諙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玉，驾车乘舟，叠谷联墙。”——《全唐文.江洲录事参军厅壁记》。
也正是因九江在运输中的重要地位，至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朝廷单独在九江设置商船征税机构——九江关，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至清道光年间（1820-1850），九江关税额竟占全国第二，仅次于唯一的外贸港口——粤海关，九江之至关重要，可见一斑。
但诡异的是，尽管地处水陆要冲，但长期以来九江自身却并非显赫之地。著名的马可波罗在游记如此形容九江：
“这座城市虽然不大，却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由于九江濒临江边，所以它的船舶非常之多，不下15000艘。”
马可波罗说的是实情，长期以来，九江府在江西省内并不算经济发达之处，九江府城规模也很小，不说南昌，即使比起吉安、抚州、饶州府城也大为逊色，明万历年间，九江城人口仅2万有余，可谓弹丸小城。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根源是九江府自身的贫瘠。古代市镇规模取决于其所联系着的经济区域的农业状况。九江府五邑均多山地丘陵，地贫民瘠，且由于地理位置靠北，这五县在古代只能种植单季稻，产量较低。这种先天不足极大限制九江的壮大。
九江府五县为德化（附郭县，1914年因与福建德化县同名改为九江县，1927年县城划出设立九江市，县治迁往沙河镇），瑞昌，湖口，彭泽，德安。自宋代江州起至民国废府存县，九江所辖地区一向保持稳定。
而九江府与富庶的省内联系又很少，江西经过多年开发，至宋元已成富庶地区。依靠鄱湖平原、吉泰平原和赣抚平原的南昌、吉安、抚州发展成江右三大支柱；明清时依托发达的手工业积累及水运交汇的地位，著名的“江西四大镇”形成（即南昌府新建县吴城镇；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广信府铅山县河口镇；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鄱阳、赣州、南城等也成为江右内部地方性中心。彼时江西已经依托境内水路以及众多农业手工业生产基地形成了经济网络：赣江流域是江西的商品流通的重点区域，赣东北信江流域则是当时江西过境贸易的重要纽带。但九江过于偏北的环境，使得其与富庶的省内明显疏离。当时九江仅与长江上的水运商业紧密相关。这些货船来到九江只是按比例纳税或休整，大部分既不卸仓也不上市，所以九江的繁华只是表象，对自身的发展促进效果极为有限。
此外九江本身又属要塞，兵灾极多，每一次大规模兵乱均导致数十年积蓄毁于一旦。南明时期（1645年）左良玉劫掠了九江全城；而1858年湘军更是屠戮九江全城，这一次给九江的文化积蓄造成毁灭性打击，九江全城古迹几乎全丧，仅残存锁江楼塔和大胜塔；而老九江城居民更是几乎不存，今日九江城居民多为安庆、黄梅以及府属其它县居民移民而来，新旧方言融合，形成独特的淮话黄孝片。
这种地缘在方言中也能得到体现：九江虽属江西，其府城却顺着长江与下游江淮地区连接成浓厚的官话共同体，明代府志便有九江“文仪言语类金陵而近实”的记载；而距离其极近的湖口则是纯赣语区，毕竟湖口在省内水路网络中有重要地位，受赣语影响极大。
位于鄱阳湖东的湖口县是九江府中与府城最近的县，从地缘角度来说，湖口比九江更适合当枢纽，因为这是江西内河水运和长江的联通处，省内商船沿“赣江——鄱阳湖”水路出省，省外商船通过“鄱阳湖——赣江”入赣均到湖口。这种情况使省内与长江下游联络的商船脱离九江钞关的征税范围，明清两朝多次在湖口设关试图解决此问题，但均因湖口地形过于险峻而被迫废弃，最终清朝只能在姑塘（九江城东南，紧靠鄱阳湖的市镇）设分关以解决此问题。甚至英国人最初也是希望在湖口通商而不在九江，但终因湖口 “风险浪恶、地多乱石”放弃。险峻地形是湖口历史上未能得到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但湖口通过“赣江——鄱阳湖”和江西省内联系极为紧密，所以这条 “湖口——星子”一线一向是浓厚的赣语区。
于是，长期以来，九江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其在交通、政治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又因特殊历史地缘背景，其人文风貌在江西内部有相当的独特性。
这一切，到1861年正式打破了，这一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九江被迫开埠，英国人还占了150亩的租界（城西长江和甘棠湖之间的狭长地段）。
开埠给九江乃至江西全省的影响巨大。传统的江西商路是以赣江一鄱阳湖为主径，以信、饶、修、抚四大支流为支路，这个交通网络造就了省内多个繁华的市镇；而加之广州一口通商的策略，“广东一大庚岭一赣州一樟树一吴城一汉口”更成为黄金商路，即所谓“京广大水道”。
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数个口岸通商，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上海，这使得横向的长江水路取代早期纵向京广水道的地位，而九江开埠后，江西境内的核心水道渐渐变为“赣州一吉安一樟树一南昌一吴城一湖口一九江”的基本框架，1916年，南浔铁路的完工，使得南昌成为内销之货的中心点，而九江为进出口总汇，河口、吴城、樟树等镇迅速衰落。 而此时形成的“昌九”格局，也深刻了江西的经济版图。
而由于九江是江西惟一的对外开放口岸，轮船接迹，铁轨交驰，九江迅速发展成省内最繁华，最时髦的城市，九江城区大规模扩大，城市重心向城西沿江发展，九江市区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仅4万，至20世纪30年代，人口已突破8万，在省内仅次于省城南昌与瓷都景德镇。
由于古代人文风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到毁灭性破坏，今天九江历史文化街区以清末民国风貌为主。庾亮南路街区有近代西方留下的大量建筑。
同时，西方势力也深入庐山，庐山除隐士文化和宗教文化外，开始卷入近代历史风云，自此开始，往后近百年，庐山在中国政治上扮演重要地位，
在近代历史的显赫身份，使得九江历史上又多带一份近代气色，但遗憾的是，尽管这段经历在九江历史上增加了浓厚的一笔，却并未助推九江的发展更进一步，九江的繁华仅是昙花一现，到30年代，便一落千丈。
九江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仍和历史上一样：经济结构不合理。历史上九江作为长江流域的节点，却因自身的贫瘠难以借此发展成重要商埠；而开埠后，九江同样过分依赖外贸商业，工农业发展提升极为有限，这使得九江的繁荣带有一种畸形色彩，买办性质的商业活动使得其难以转向近代工业企业，而只能充当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而不是商品生产基地。
而江西省本身也难以给予九江支持，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江西本省实力受到极大打击，薄弱的经济难以给九江提供经济腹地；而江西在政治上的弱势又使得九江难以像汉口一样能有重臣进行完整的工业规划，反而深受厘金制度剥削。九江本身历史上就非繁华大城，当长江流域其它港口兴起后，九江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部港口，受到的挤压态势愈发明显。
1935年江西城市人口排名，九江鼎盛时期也仅8.5万
若要给九江的衰落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可选赣皖鄂三省划界：
如今赣、皖、鄂三省的边界以长江划分，清清楚楚，但在清代，这三省的边界却是犬牙交错，极为复杂，至清末民初三省边界如图所示：
从此图可看出，九江德化、彭泽两县均跨在江北有大量属地，湖口至彭泽一段，长江已成江西内河。德化县在江北有封郭洲（今湖北黄梅小池）、桑落乡（安徽汇口镇）；彭泽县则有江北沿江滩地以及著名的小孤山。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历史上河道的反复变化有关。以封郭洲为例，此处原本为江心一沙洲，但随着长江曲流汊道的逐渐演变以及人工堤岸的修筑，逐渐被固定成沃土，由于最初长江主道尚由北面绕经封郭洲，其在行政上一直属九江德化县，但随后长江航道南移，封郭州变成江北，清代以来，湖北驻军亦在此军垦，故有部分地区的财税收入属湖北黄梅，而重要港口小池镇，因为地位重要，也是由德化和黄梅两县各占一半。
小孤山，长江中的一座石屿，被誉为 “长江绝独”、“江上第一景”，旧属江西彭泽，今属安徽宿松
历史上的由来难以分清，但现实中三省错综复杂的现状使得管理支离破碎，1931年，1935年连续两次长江大水使得问题更突显；1935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提议整理三地省界。而最后确定的划界方式非常简单：沿江为界。
这次划界使九江江北属地全丧。当时九江居民对此十分不满，江北民众尤甚，因为从地理上来说，这些地区距离江南的九江府城和彭泽县城很近，划分至鄂皖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不便；而在历史归属上，当地人也早已形成以九江为政治、经济、文化为核心的生活习惯。据说当时九江士绅还联系上孔祥熙小舅子宋子文妻张乐怡（九江庐山人）出面游说，但最终仍不了了之。
关于此事还有下文，由于建国后九江重新发展成实力较强的中型城市，尤其是长江大桥的修建，九江城对于江北的辐射反而加强，尤其是黄梅沿江小池镇等地区，距离九江核心城区仅一桥之隔，现如今几乎与九江城融为一体，九江17路公交车甚至成为全国第一条跨省公交；而安徽的汇口镇则依然保存“德化路”的地名，或许是对于旧属县的一份怀念。
站在客观角度来说，这种划界方式也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若是当时九江仍是极具地位的都会大邑，这种划界方案自然也不会通过，故这也能侧面说明九江的衰落。
直至改革开放后，九江的发展才重新有了起色。
回顾2200年的历史，九江这座城市的命运和气质却总有些错位。
山川秀丽，是千年来文人墨客笔下的桃源之地，但自孙刘柴桑一议起至庐山会议，这里却多次成为中国最关键的政治舞台。
庐山会议旧址
士高气清，是无数风流雅士钟意的隐居修行之所，却能够培育出心忧家国天下的传奇名士。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九江德安人。袁老曾表示：童年时九江米市的稻香给予自己深刻印象，成为其研究水稻的缘由
山清水秀，却常处风口浪尖；名士风流，掩不住鱼肥稻香。风雅却时髦，秀气又英武，山水风月，温柔依旧。浔阳天下眉目之地，名不虚传。
陈汉定都，景泰开关，清末开埠……九江城在古代多次有过机遇，却总归遗憾错过，风风雨雨，一言难尽。
而今日的九江，新的机遇又在到来。
九江古代受限于山江湖，城市辐射力有限，而今日由于鄱阳湖大桥和长江大桥的修建，以及京九、铜九、合九等多条铁路，九江辐射力增强，湖口、瑞昌、星子乃至江北小池，几成九江的卫星城市。今日的九江，与明清九江府相比，面积扩大竟有一倍以上。
九江以水闻名，这既带来魚米之利、舟楫之便，却又使得水灾频繁，1400余年前正是因使得九江城东迁，而今日的九江又开始西拓，走向“八里湖——赛城湖”新两湖时代，仿佛历史的轮回。
2021年，九江港首次进入全球50强。
这一次，我们有理由相信，九江不会再错过，政策支持，交通表里，人杰地灵，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九江的前途，一切光明。
作者：云帆
